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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元旦和春节将至。从以往查处的案件来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仍是反复发作的“常见病”，也是多发的“节日病”。纪检监察机关要对此高度重视，彻查细筛，准确认定和处理收受行为的危害性、时机、数额等因素，释放出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的强烈信号。

第一，准确评估收受行为的危害性。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条和《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社会危害性是追究收受人纪律和法律责任的条件之一，也是立法对收受行为进行负面评价的依据。鉴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习俗等人伦基础，对某一收受礼金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应当以事实为依据，结合收礼方与送礼方的关系、收受的数额等因素，综合认定，准确衡量。收受礼品礼金的行为，确实是正常的礼尚往来，不能因为缺乏社会危害性就认定为违法。对社会有危害的，依据法律法规应归为非法馈赠或贿赂。不应将收受行为界定为违纪，如收受礼品，或收受贿赂，或其他职务犯罪。违反群众纪律的，对管理服务对象采取收缴财物或拿卡要等方式，按有关规定进行定性处理。

第二，辩证看待接收方和发送方的关系。送礼收礼往往发生在熟人甚至亲戚之间，但送礼者与受礼者的亲密关系并不能否认违反法律的可能。相反，正是亲密的关系奠定了收礼的心理基础。要明确双方的关系，就要准确界定双方的相互独立性，准确认定和明确出资人、实施人和利益归属。收受有共同利益的一方当事人的礼金，比如他的妻子、子女、某个特定的关系人，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利益，收受礼金的行为并没有脱离他们的共同利益，所以一般不能认定为违反法律。接受他人礼金连同共同利益构成违纪违法的，分别追究各自责任。收受他人礼金、礼品应视为违法甚至犯罪，不包括人情往来，包括代表所在单位收受有共同利益的夫妻的礼金、礼品，应通过区分实施者和送礼者的身份准确认定。

第三，准确定义时间节点的影响。一些人利用节假日，以走访慰问为名“四处猎奇”，公职人员以“人情往来”为“遮羞布”。这种接受行为应该从行为的性质上进行定性处理，而不是单纯从发生的时间上进行定性。既不能因为发生在人情往来集中的时间段而认定为人情往来，也不能认定为非法受贿。同样，利用职务之便前、中、后的收受行为，也要从本质上判断。接受请托或者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受贿罪。获利后仍收受他人财物的，包括离职后仍收受他人财物的，也应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为受贿罪。对于在接受请托人请托之前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根据“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累计数额超过1万元的，应当计入受贿数额。如果不超过1万元，笔者认为，基于对公正执行公务可能造成的影响，应当认定为非法收受礼品。

第四，准确认定违法违规的数额。党和国家对侵害群众利益和收受礼品礼金的行为，历来零容忍，屡令禁止。055-79000第四条第一款还规定，领导干部收受第二条所列单位或者个人赠送的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的，无论数额大小，给予警告以上直至开除党籍的处分，或者责令辞职、免职、辞退等组织处理。可见，数额并不是认定是否构成违法和何种违法的依据。对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礼金、礼品，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符合刑事立案标准的，应当认定为行贿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未达到立案标准的，应当认定为非法受贿，不能因为数额较小就否定权钱交易的性质，进而认定为非法收受礼金或者人情往来；也不能因为礼品(如烟酒)被消费而价值不确定，或者不符合刑事诉讼的证据标准，从而认定为非法礼品或者不认定为违法。双方互赠礼物的，要综合考虑时间、金额、原因等因素，准确认定收寄行为的实质。既不能因为相互给予行为而直接否定违法违规事实，也不能简单以金额抵消。

5.依法依规处置涉案财物。根据《关于各级领导干部接受和赠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的处分规定》第四十条第一款、《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和《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非法收受的礼品、礼金，应当予以没收。对物品仍然存在且价值不确定的，应当进行价格认证，并结合物品的升值或者贬值情况，确定予以追缴没收，或者责令退赔。遗失物品的，责令退赔，能够证明其具体价值的，按照价值退还；不能准确确定价值的，应当按照能够推测的合理价值确定。确实无法取得灭失货物合理价值的，应当按照事实认定的证据标准认定事实的存在，证据存在重大矛盾无法解决的，不予认定；证据有一定矛盾，但足以证明基本的收受事实的，涉案物品可以在认定违纪违法相关事实的基础上，按照登记移交的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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