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如果您还对年羹尧怎么敢杀总督不太了解，没有关系，今天就由本站为大家分享年羹尧怎么敢杀总督的知识，包括年羹尧是雍正的大功臣，因为什么惹恼了雍正，以至于被处死的问题都会给大家分析到，还望可以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本文目录

1. 年羹尧为什么听到八爷就下跪
2. 年羹尧是雍正的大功臣，因为什么惹恼了雍正，以至于被处死
3. 一直深得雍正宠信的年羹尧，为何短短14个月就被抄家赐死
4. 当年的年羹尧帮过雍正，手中掌握不少权力，为何还能被皇帝所杀
5. 年羹尧拥有多少兵力，为何能长期要挟雍正皇帝

年羹尧为什么听到八爷就下跪

因为八爷对年羹尧有举荐之恩。

雍正王朝由于年羹尧被雍正提拔为陕西巡抚，而十四爷为大将军王，年羹尧知道自己被提拔后，以为是十四爷和八爷办理的，没有回到雍王府，就去与八爷和十四爷搞关系了，雍正知道后非常生气，就到户部拿走了年羹尧的陕西巡抚奏折，年羹尧知道四爷生气了，到雍王府门前跪了一天，雍正要年羹尧制约十四爷，就要让年羹尧知道自己是谁的人。

年羹尧是雍正的大功臣，因为什么惹恼了雍正，以至于被处死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安徽凤阳人，生于康熙十八年即1679年，清康熙、雍正朝明将。其自幼读书，颇有才识。康熙三十九年即1700年中进士，康熙朝就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加封太保、一等公；雍正皇帝还是皇子的时候，年羹尧就是其府上的奴才，办事精明，忠心耿耿，颇得雍正皇帝信任。雍正帝即位之后，年羹尧更是倍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称雍正左膀右臂。后在西北平叛中，出任西北抚远大将军王，西北四省军政要务具归于年羹尧一人统管，权力极大。那么，年羹尧这样一位声名显赫倍受朝廷倚重的大将究竟为何惹恼了雍正皇帝，从而招致没了项上人头还满门抄斩呢？

第一，结党营私。当时，朝廷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部、兵部都必须得优先录用，朝廷内外因而将此称为“年选”。同时，年羹尧还排斥异己，任人唯亲，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川官员为骨干，其他地区有利益关联官员在内的小集团。年羹尧还是个损公肥私，假公济私之人，在其势力范围之内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比如他想安置亲信李维钧为直隶巡抚，就“莫须有”地弹劾时任直隶巡抚赵之垣平庸顽劣，不堪大用，赵之垣因此而丢官，进而行贿价值20万两白银的珠宝转投年羹尧门下，雍正二年年羹尧借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雍正皇帝举荐赵之垣，力保其人可用。此外，胡期恒，景灏，桑成鼎、魏之耀等年之亲信，都是经过年的极力举荐做了地方高官。大凡结党营私之人，都是贪腐无度之人，年尧羹自然也不例外，其贪赃受贿、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雍正初年，整顿吏治、惩腐肃贪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第二，也许是年羹尧人这人仕途太过于顺风顺水了，不知不觉就养成了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的品性。无论从史书上看，还是从影视剧里看，年羹尧人物的塑造都是这一副德性，即太过于自负，目中无人。其自恃军功累累，有功于朝廷，有功于皇上，就忘记了自己是谁了，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在官场往来中愈发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赏给下属一点小礼物，下属必得叩头谢恩；写给平级同僚的书信、文件，都是命令口吻；清代制度，只要是传达皇帝的命令或指示，地方官员必行三跪九叩大礼聆心静听，而后跪请圣安，但雍正皇帝有两次的嘉奖令到达西北年羹尧处，其目无君王敢坐着听宣；平叛回朝被雍正召见时，竟敢与主子叉腿平坐，所有这些，都使得雍正心中颇为不快。而且这年羹尧还性情残酷，看谁不顺说杀就杀，就连其手下或其他朝廷命官稍有差错就会丢了性命。年大将军的斑斑恶性和种种任性不仅招来雍正忌恨，更激起了满朝文武大臣不满情绪。年羹尧最终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招来杀身之祸，雍正三年即1725年底风云骤变，年羹尧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九十二条，赐令自尽。

最后，一首诗送给历朝历代古今中外所有类似年羹尧之类的人物：做人不可太张狂，行事理当多思量。有才有德方君子，曾文正公是榜样！

一直深得雍正宠信的年羹尧，为何短短14个月就被抄家赐死

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由于年羹尧飞扬跋扈，目中无人、得罪人过多造成的；二是雍正疑心过重，感觉皇权受到了威胁，主要敌人不在，年羹尧成了他新的敌人；三是，年羹尧曾动过自己称帝的心思，在日常行动上已经表现出来了端倪。所以，年羹尧必须得处死。

年羹尧（1679年-1726年1月13日），字亮工，号双峰，凤阳府怀远县（今安徽省怀远县）人，汉军镶白旗（一说镶黄旗）将领，清朝名将。雍正当时是满镶白旗的八分王公之一，按清八旗制度，年羹尧可以算是雍正的属人，但并非家奴。更不是电视剧《雍正王朝》中说的“包衣奴才”。

康熙十八年（1679年）年羹尧出生，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历任河南道御史、工部侍郎，官至湖广巡抚。年羹尧自幼读书，颇具才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考中进士，改庶吉士，授职翰林院检讨。曾多次担任四川、广东乡试考官，累迁升为内阁学士。应该说，年羹尧运气好，官运亨通，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不到30岁的他就升任四川巡抚，成了封疆大吏。到任之后，年羹尧很快就熟悉了四川全省情况，提出了很多兴利除弊的措施。他自己带头做出表率，拒收节礼，表现出“甘心淡泊，以绝徇庇”的样子。康熙帝对他在四川的成绩作为非常赞赏，并寄以厚望，希望他“始终固守，做一好官”。应该说年羹尧在四川表现的确不错，也为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斡伟生、番罗都等人，在四川省冕宁县发动叛乱，杀死了游击将军周玉麟。朝廷命四川巡抚年羹尧、四川提督岳升龙领兵剿抚，年羹尧并没有很好的表现，甚至还因此延误了军情，年羹尧慢腾腾还没有到达前线，听说岳升龙已经擒拿住了番罗都，就转身回去了。年羹尧的做法遭到川陕总督音泰的弹劾，吏部建议削夺其官职，康熙没有同意，让他继续留任四川。或许是命运安排，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越巂卫在其属番（治今四川省西昌市东南）与普雄的（今四川省越西县）当地少数民族土千户（土司）那交等人发动叛乱，年羹尧急派游击将军张玉前去平剿，一面声驰朝廷。平定后得到清廷的表彰。

同年，厄鲁特蒙古准噶尔的大汗策妄阿喇布坦派台吉大策凌敦多布率6000军，从伊犁河谷出发，经过和田，攻占西藏拉萨，杀死了西藏的拉藏汗，在卫藏建立统治。西藏按按照方言划分为三大藏区：卫藏地区（法域），康巴地区（人域），安多地区（马域）。卫藏大致在以拉萨为中心的山南地区。四川提督康泰率军出兵黄胜关（今四川松潘县西北）。士兵以山高路远、粮饷不足为由哗变，年羹尧派参将杨尽信前去安抚。另密报朝廷：说康泰失去兵心，不可再用。建议朝廷让自己亲自率兵到松潘协助处理军务。请朝廷另派兵员增援、驻守四川。按清朝规定，巡抚没有直接督军的权利。康熙认为年羹尧处置果断、有魄力、敢担当。特授其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另派都统法喇率军增援西藏。

年羹尧率军进军西藏，因地势险要、天色又晚，走到三巴桥，也就是今天西藏洛隆县东北加玉桥。三巴桥是进藏的第一个要隘。叛军一旦要毁了桥，清军入关就比登天还难。年羹尧抢占三巴桥后，就地宿营。夜半时分，年羹尧尚在灯下研究作战部署，忽听一阵风从西面刮来，瞬间消失。年羹尧急命亲兵黄把总带3百骑在西南附近搜索，把总不知就里，欲问又止，还是按照年羹尧的要求办理。经过搜查，果然发现有数百敌兵藏在西南树林中，打算在黎明前劫营。战斗结束后，黄把总把自己的疑问提出来。年羹尧笑着说：“那风不是自然风，是众鸟惊飞时弄出来的，夜里鸟飞一定是有人惊动的，所以我断定西南必定有人”。听了年羹尧的介绍，将士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年羹尧的部署下，法喇与副将岳钟琪抚平了巴塘（今属四川雅安）、理塘（今属四川雅安）等地。年羹尧与雅安知府迟维德招降了乍丫（今西藏察雅）、察木多（今西藏昌都）、蔡哇（约在今西藏八宿邦达附近）等吐蕃人部落。年羹尧的做法得到了朝廷的肯定。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康熙帝命平逆将军延信从青海入西藏，授年羹尧定西将军印信，要求年羹尧率军在拉里（今西藏嘉黎县西北）会师。并询问谁可以做署总督人选。年羹尧答，目前尚无合适人选，建议将定西将军印信交给护军统领噶尔弼，将法喇军调往打箭炉驻守。巴塘、理塘原本是云南丽江属地，朝廷招抚后，云贵总督蒋陈锡打算将这两地仍归丽江所属。年羹尧上书朝廷，说这两地是进军西藏、运送粮草的要道，应当归属四川。朝廷认为松潘军事价值极大，是由川入藏的要道，也就同意了年羹尧的这个意见。丽江土著人知府木兴前往收取巴塘、理塘二地，路过叫达喇皮的地方，擅自将当地吐蕃首领巴桑杀了，激起民变。由于木兴是少数民族人，又归云南管辖。年羹尧只是将木兴控制起来，上书朝廷、弹劾木兴。康熙下令将木兴免职，交云贵总督蒋陈锡看押在昆明。八月，年羹尧则趁机让噶尔弼、延信两军先后进军西藏，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将领策凌敦多布（噶尔丹弟布木之子，准格尔占领吐蕃的首领）战败逃走，西藏（吐蕃）平定。消息传到京师，康熙非常高兴，命年羹尧、噶尔弼、延信返回驻地。

雍正元年（1723年），清世宗胤禛继位，是为雍正。年羹尧更是受到器重，与隆科多一起并称为雍正的左膀右臂，同年五月，雍正甚至下谕：“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也就是说，年羹尧在西南一个人了算，可以指挥一切。由此可见雍正对年羹尧的信任。年羹尧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他有权向雍正直接汇报，把诸如内外官员的优劣、有关国家吏治民生的利弊兴革等事，随时上奏。年羹尧还经常参与朝中大事的磋商定夺。

雍正召回抚远大将军允禵回京，命年羹尧署理（代理）大将军印信事物。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不满清朝他干预西藏的控制权，发动叛乱、起兵反清。下令各部恢复过去的称号，不再称王、贝勒、贝子、公等爵号，号召蒙人重建其先人顾实汗的霸业。雍正任命年羹尧改任平逆大将军，驻西宁坐镇指挥平叛。年羹尧刚刚到西宁，就接到叛军偷袭而来的消息，年羹尧毫不慌乱，先守后攻，大败叛军，主帅罗卜藏丹津仅率百余人遁走。

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年羹尧上书朝廷，报告作战经过，上报前锋统领素丹、提督岳钟琪等人战功。提出青海善后事宜。同年十月，年羹尧入京觐见，获赐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及金币等非常之物。年羹尧本人及其父亲年遐龄、长子年斌均被封爵，冬月，年羹尧又以平定卓子山叛乱之功，赏加一等男世职，由年羹尧次子年富承袭。

年羹尧仗着自己的功高、权大，皇帝的宠幸，有些飘飘然了。他给各督抚、将军发文时，只写官职不写姓名。要求朝廷侍卫随军出征，让他们牵马坠蹬、充当先导。在边疆时，蒙古王公和额驸阿宝见到年羹尧则须跪拜。在赴京途中，他令直隶总督李维钧、陕西巡抚范时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皇帝的标准），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看都不看一眼，坐在马上安然而过。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俨然就是个“二皇帝”。更有甚者，见到雍正时也“无人臣礼”。特别与廉亲王允禩门下大将阿灵阿（遏必隆第五子）先暗通款曲、后又相互交恶后。京城传言雍正整治阿灵阿，就是雍正听了年羹尧的话。年羹尧随意拔擢、罢黜官员、滥用闲人，而且如果不合心意就滥杀无辜。冬月，年羹尧由京师回西北，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警告年要慎重矜持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要认清自己，摆正位置，不要恃宠而骄，要记住谁才是真正的老大”！年羹尧依如故我。

雍正三年（1725年），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和正白旗汉军都统，署直隶总督蔡珽得罪年羹尧，年羹尧擅自将蔡珽逮捕，交给雍正处理。蔡珽将前因后果一一报告给了雍正，并将年羹尧贪婪残暴的情况也对雍正说了个遍。好在雍正对蔡珽知根知底，没动声色，只是宽宥了蔡珽。二月初一庚午日，天呈异象，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司天监向雍正报吉，群臣称贺。年羹尧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朝乾夕惕出自出自《周易·乾》：“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指“终日勤谨慎，不敢有一点疏忽懈怠”；夕惕朝乾可以理解为：我要“每夜先思考好，有所警惕、有所防备，以便白天去朝见”。雍正因此抓住了年羹尧这个把柄，雍正勃然大怒，借题发挥说：年羹尧本就不是一个办事粗心的人，这次是他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耳”。并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所以对他在青海立的战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也就是说雍正认为年羹尧觉得自己劳苦功高，已经暴露出不敬之心。所以，对于他在青海立下的战功，也就在朝廷给不给他了。可见雍正已经对年羹尧忍无可忍了。

年羹尧贪污敛财，任用亲信，啥事都敢干，他的党羽更是遍及朝野整个机关，况且年羹尧还有兵权在手，已经严重威胁到了雍正的皇权，这就是性质的问题了。四月，雍正解除了年羹尧川陕总督的职务，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催促年羹尧尽快赴任。年羹尧此前行为不够检点，得罪了不少人，如今，不少人看清形势，纷纷上书弹劾其僭越、不忠。原四川、陕西、青海属下也连连上书揭发其罪行。更多人则是落井下石。雍正反对派允禩、允禟、允?等则偷笑不言。正因为这样，雍正才更是怒不可遏。看到年羹尧并没有遵守“令行禁止”要求，下令尽削年羹尧官职，交“议政大臣”、“三法司”、“九卿”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议结果，给年羹尧开列九十二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五条，欺罔罪九条，僭越罪十六条，狂悖罪十三条，专擅罪六条，忌刻罪六条，残忍罪四条，贪婪罪十八条，侵蚀罪十五条。

这九十二款中应服极刑就有三十多条，雍正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如果对其处以极刑，恐怕天下人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特别”开恩，赐其狱中自尽。其子年富被斩。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赦免了年羹尧诸子，交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严加管束。

《清史稿》说：“隆（隆科多）、年（年羹尧）二人凭借权势，无复顾忌，罔作威福，即于覆灭，古圣所诫”。据《大义觉迷录》记载，雍正七年上谕中说：“即如从前妖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变战场’，此语已流传三十余年矣。朕今用你此任，况你亦奏过浙省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帝出三江口，嘉湖变战场”大意是说：“有人会在三江口揭竿而起，自立为王，而嘉兴、湖州、杭州一带，都将成为与清军作战的主要战场”。《清代轶闻》中记载，年羹尧被削兵权后，“当时其幕客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像，浩然长叹曰：‘不偕矣’，始改就臣节”。可见年羹尧有过谋反之心，只因天旬不谐才作罢。乾隆年间萧夔在其《永宪录》中这样记载：“年羹尧与静一道人、占象人邹鲁密议称帝之事”。可见年羹尧曾有过称帝之心，且手握重兵，嚣张跋扈，对雍正皇权造成极大威胁，被杀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年的年羹尧帮过雍正，手中掌握不少权力，为何还能被皇帝所杀

俗话说的好：伴君如伴虎。很多君主可同患难，却不能同富贵，越王勾践和范蠡，文仲的历史故事以雪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能轻易揣度帝王心术，不然每个人都可能一败涂地。一个人功劳太大的时候，就要学会低调，学会忍耐，学会露出一些把柄给皇帝，你太过完美，皇帝就会担心自己的龙位做的是否安稳。你太过嚣张，皇帝自然会担心，哪一天你会取之而待之。年羹尧错就错在他把皇帝当兄弟，并且真的以为皇帝是自己的兄弟，能够平起平坐，觉得雍正的半壁江山都是靠着他打下来的。

年羹尧在康熙晚年深受康熙关注，官至川陕总督，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封疆大吏，康熙亲自回复他差事办的好。他在九子夺嫡中押宝押在四阿哥胤禛身上，最后四阿哥胤禛弯道超车成为雍正皇帝，年羹尧地位水涨船高，直接代替回京崩丧的十四阿哥胤禵担任了抚远大将军，更是深得雍正信任，要什么有什么，雍正前几年几乎都是借整个大清江山的力量为年羹尧在西北平叛助力。年羹尧虽然最后完成了平叛任务，但是也变得越来越嚣张跋扈。年羹尧倒台的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是雍正的捧杀，自古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惨烈场景一次又一次在各个朝代上演。雍正任用年羹尧平叛时，各种宠幸，扬言要成为千古君臣的典范，多次在奏折里和年羹尧说朕着实想你，这样肉麻的话。显然这些肉麻的话就像麻醉剂一样，一剂一剂注入年羹尧脑海，年羹尧自然被麻醉了，开始肆无忌惮。所以雍正对年羹尧是一种捧杀，西北战事一平定，年羹尧因为把成语顺序颠倒了，就兴起大狱，最后被赐自尽，所以有人说他是大清的韩信也不无道理。

第二就是年羹尧太把自己当回事，年羹尧在雍正的吹捧下公然在西北安插官宦，甚至总督巡抚的任免都要经过他的同意，经他的手俨然一副西北王的模样。但是甚至出现一个词汇叫“年选”，就是由年羹尧任用和指派的官员。这是爱新觉罗的江山，是你年家的江山。年羹尧的作为雍正的官员，却做着皇帝的事情，试问这天下还是谁家之天下？大清江山是姓爱新觉罗还是姓年？他的下属汪景祺称呼他为宇宙第一等的人，霍去病和卫青和他一比都成了萤火，可见他有多嚣张。

第三官员们嫉妒加愤怒。年羹尧的得宠嫉妒者有之，羡慕着有之，气愤者有之。年羹尧恃宠而骄，自然得罪了很多官员，得宠时人们都敢怒不敢言。一旦遭罪，众官员纷纷落井下石，弹劾年羹尧罪责堆积如山，统计后，发现其犯罪有九十二条，近三分之一的罪责都能关系他的生死。所以年羹尧的罪责实可以说天怒人怨了。

文/红雨

年羹尧拥有多少兵力，为何能长期要挟雍正皇帝

年羹尧麾下最多时指挥着约20万大军，而且都是大清帝国比较精锐的能征惯战之师。但这并非年羹尧骄横跋扈的主要根源，实际上他真正仰仗的是自己的军事才能和前期雍正对他的高度信赖和倚重（甚至到了放纵的地步）。

众所周知，雍正即位之初不仅朝堂之上暗流涌动，整个西北地区都局势也十分紧张——特别是雍正元年青海爆发罗卜藏丹津叛乱，而后者与清朝世仇准噶尔汗国关系密切，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尽快平叛，雍正或将再次面临康熙年间数万准噶尔火枪骑兵直捣京师重地的可怕一幕。

但问题在于——康熙执政晚期的财政亏空已经十分严重，等到雍正朝用兵西北时，持续5载的战争更耗费白银超过5000万两，而且这还是经过一系列改革整顿，清廷财政收入状况已经有所好转后产生的支出。

而年羹尧临危受命赶赴西北平叛之际，正值雍正上台初期国库最空虚的时候（还要考虑当时巨大的后勤压力——几十万大军人吃马嚼基本要靠内地千里转运，耗费极大），因此前者速战速决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事实证明年羹尧的确不辱使命，他仅用数月时间就将罗卜藏丹津叛军歼灭，一下子稳定住了本已摇摇欲坠的西北局面。

更重要的在于，年羹尧的军事胜利还大大巩固和提升了雍正帝的皇权与朝政影响力，为之后雍正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奠定了民意基础。这就难怪雍正对年羹尧简直可以用“感恩戴德”来形容——要求子孙后代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还在奏折朱批写下一段今人看来也牙酸肉麻的话语:“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皇上主动提出要给自己“分权”，年羹尧当然也就顺水推舟变得愈发骄横了。

纵观雍正一朝，善于治国理政、锐意革新的文臣和封疆大吏很多，但能独当一面、克敌制胜的优秀将领却少得可怜，年羹尧作为优秀将领的“稀缺价值”在清廷危难之际由此得以充分体现。

年羹尧的军事才能出众还有一个旁证——雍正4年前者被赐死后，又过了5年在和通泊之战中，轻敌冒进的2.4万清军被准噶尔汗国揍得几乎全军覆没，仅剩2000余人逃回，此役被西方史学家斯塔尔称作“19世纪以前清军最大败绩”。

试想如果年羹尧还活着，他会犯下如此简单、草率的用兵失误吗？可惜历史无法重演。至于说年羹尧要挟雍正，也远没到蓄谋造反的地步——事实上，他虽然擅权跋扈，但对雍正一直还是很忠诚的。更何况，清朝中央高度集权、八旗与绿营分立的军政体制，以及西北驻军依赖内地后勤供给的致命弱点，都决定了年羹尧不敢也不可能背叛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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